《古惑仔》骗了我们30年！跛豪坐牢，五亿探长跑路，香港那些呼风唤雨的大哥，最后都去哪了？

前言

1996年，香港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古惑仔之人在江湖》。

“古惑仔”是地道的粤语，在香港原本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专门用来形容那些游手好闲、在街头混日子的烂仔、小流氓和不良少年。要是混得再深一点，拜了山门、入了会，那就是黑社会里最底层的马仔。以前在广东和香港，这词儿基本是家长拿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用的：“你再不好好读书，将来去街边做古惑仔啊？”

可偏偏郑伊健一头飘逸的长发往银幕上一站，这个词居然变了味。

他演的陈浩南，长得帅，能打，带得动兄弟，每次拔刀动手都是为了对付比他更坏、更没底线的恶人。一个原本让人避之不及的街头烂仔，硬是被他演成了有情有义、快意恩仇的江湖英雄。

不过，现在网上很多没仔细看过原片的影视解说，一聊起陈浩南，总爱说他一路砍瓜切菜，最后坐上了整个社团的“头把交椅”。

其实只要看过电影就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香港社团的规矩里，真正坐“头把交椅”的最高统帅，粤语里叫 “坐馆”，或者叫 “龙头”。在《古惑仔》系列电影里，洪兴社的龙头大位一直是蒋家的私产——前几部是任达华演的蒋天生，蒋天生在荷兰遇刺后，洪兴哪怕群龙无首，也是跑去泰国把万梓良演的二弟蒋天养请回来主持大局。

哪怕拍到正传第六部大结局，蒋天养说自己想回泰国养老、把社团事务交由陈浩南打理，那也只是口头交代了一嘴，整部系列电影从头到尾都没办过任何让他接任“坐馆”的登基仪式。在电影里，陈浩南真正实打实坐稳的最高位置，其实是洪兴12个堂口之一的 “铜锣湾揸fit人”。

要是拿石龙仔平时打交道的金融圈架构来打比方，蒋天生、蒋天养那是洪兴集团的“董事长”，而陈浩南这个威风八面的“铜锣湾揸fit人”，说白了就是核心片区的“铜锣湾支行行长”。

说到 “揸fit人” 这个词，当年国语配音版把它翻译成了 “扛把子”。每次听到这3个字，石龙仔都觉得挺无奈的。倒不是针对谁，而是方言一旦跨了语境，味道真的会差十万八千里。

在粤语里，“揸”是手握、掌控的意思，后面直接连上英文“fit”，合起来叫“揸fit人”，意思就是这个地盘里唯一拍板说了算的“话事人”。你用粤语念出“铜锣湾揸fit人”，那种中西混杂的港式江湖压迫感和霸气一下子就出来了；可一旦翻成普通话里的“扛把子”，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总有一股村头约架的土味，原本的枭雄气场瞬间弱了一大半。

更可惜的是，因为“揸fit人”被翻成了“扛把子”，电影里很多绝妙的粤语谐音梗，在国语配音版里也跟着全军覆没了。

最典型的就是第三部《只手遮天》里的那场对手戏。张耀扬演的东星“乌鸦哥”，手伸得特别长，跑到陈浩南的铜锣湾地盘上开了一家“东漫酒吧”，而且店门就正对着陈浩南自己的酒吧，摆明了是贴脸挑衅。

开业那天，陈浩南的小弟大天二开车经过门口，乌鸦手下的马仔立刻上前“串”了大天二一顿——这个 “串” 字也是地道的粤语，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斜着眼“怼”人、说话极其嚣张欠揍的意思。大天二受了气，转身就回去找陈浩南。

等陈浩南带着兄弟们上门去“东漫酒吧”讨说法时，一进门才发现，原来洪兴自己的揸fit人之一、那个出了名的墙头草“基哥”，居然也是这家酒吧的合伙人。就在基哥打哈哈和稀泥的时候，乌鸦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两人当场就开始唇枪舌剑地拌嘴。

陈浩南压着火气拱了拱手，亮明身份说自己是 “铜锣湾揸fit人”，警告乌鸦在他的地盘上做生意要守规矩、别惹事。结果乌鸦哥立刻一脸欠揍地嘲笑他：“咩话？揸lift人啊？”

香港人管电梯叫 “lift”（粤语专门造了个字写作 “𨋢”，读音跟fit非常像）。早年香港很多大厦的电梯里，会配一个专门帮客人按楼层开关的电梯工，就叫 “揸𨋢人”。乌鸦哥故意把“揸fit人”听成“揸lift人”，还贱兮兮地补了一句“我敢坐，你敢不敢开啊？一楼谢谢”，意思就是当众羞辱陈浩南：你算哪门子铜锣湾大佬，顶多就是个在电梯里给人按按钮的跑腿小弟！

你看，用粤语原声看这一段，乌鸦哥那种嚣张跋扈的嘴脸简直入木三分；但换成国语配音，因为“扛把子”跟“电梯”八竿子打不着，配音演员只能硬生生译成“我看你是扛电梯的吧”，那个精妙的谐音包袱彻底丢了。这也是跨方言看电影最遗憾的地方。

顺便多提一嘴，虽然电影里陈浩南没正式登基做“坐馆”，但在漫画家牛佬的原著长篇漫画里，陈浩南后期确实被扶上过洪兴“龙头”的宝座。只不过漫画后半截的剧情，电影根本不敢拍——当上龙头的陈浩南后来迷上了炒股，在股市里把社团的公款亏了个底朝天，甚至还染上了毒瘾，最后被蒋天生亲自罢免，灰溜溜地赶下了台。哪怕是在虚构的漫画里，古惑仔一旦碰上真实的金钱游戏，滤镜也是会碎的。

说回当年的电影，陈浩南这个角色，最早其实是找刘德华演的，但被刘德华推掉了。

刘德华后来在访问里讲过拒演的原因：早年他在《旺角卡门》《天若有情》这些经典港片里，塑造过不少重情重义的江湖浪子形象。

说句题外话，石龙仔自己也特别喜欢《旺角卡门》，但平心而论，那部戏里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张学友演的烂仔“乌蝇哥”，张学友把那个既虚荣又悲情的底层小混混演得活灵活现，在我看来比刘德华演的大哥“阿华”出彩太多了。但架不住当年的刘德华实在太帅，他演的阿华和《天若有情》里的华弟，硬是让一大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看得热血沸腾，真去迷上了那种刀口舔血的黑帮生活。

刘德华觉得这样对社会风气影响太坏，等于误导了别人家的孩子，所以到了《古惑仔》找上门时，陈浩南这个角色他死活不接。

这一推，把郑伊健推上了神坛，成了90年代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偶像。

可电影终究是造梦的机器，它跟真实的香港地下世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在真实的香港江湖里，那些比“揸fit人”牛气十倍的顶级大佬、真正的社团坐馆们，到底是怎么发的家？他们背后真正的靠山是谁？最后又落了个什么样的下场？这些见不得光的底牌，《古惑仔》一个镜头都没敢拍。

今天石龙仔就来跟各位读者扒一扒，香港历史上那些真实的江湖大佬。

故事，要从一场把警界老底掀了个底朝天的官司讲起。

一、1984年，一个毒枭在法庭上咬出了总探长

1984年春天，香港高等法院来了一位特殊的证人。一个瘸了一条腿的男人，从羁押的地方被带过来，走上了证人席。

此人已经在监狱里蹲了将近10年，江湖人称“跛豪”，本名吴锡豪，潮州人。在他风光的年代，他是港英政府最头疼的毒枭之一。

跛豪这次出庭，不是替自己辩护。他要指证的也不是哪个社团老大，而是一个警察：吕乐。

吕乐这个名字，当年在香港如雷贯耳。他是华人警察里爬得最高的那一批，做到了总探长，江湖上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五亿探长”。

不过这场官司，吕乐本人没有到庭。他早就离开了香港，人躲在台湾。这是律政司起诉吕乐、要把他贪污得来的钱追回来的一桩民事官司，坐在证人席上的跛豪，是控方手里最重的一张牌。

跛豪在法庭上抖出来的，是一笔细水长流的账。

1960年代后期，他的贩毒集团每天要给吕乐交1650港元。其中1200元是毒品生意的保护费，450元是赌档的保护费。赌档，就是地下赌场。每天，雷打不动。

这还只是日常开销。每隔一两个月，只要有一大批毒品顺利运进香港，跛豪还要另外奉上3万到4万港元，算是特别孝敬。

1650港元一天，一年下来就是60多万。而法院后来算过，吕乐当了29年警察，全部薪水加起来也就17.6万港元出头。光跛豪一家，一年交上去的钱，就是吕乐一辈子工资的3倍多。

这不是电影编出来的桥段。法官采信了跛豪的证词，这些话至今还躺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卷宗里。

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警察和黑社会之间，居然有过这么一套明码标价的生意？香港的黑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得从100多年前讲起。

二、码头上的兄弟会

1842年，清廷和英国签了《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了出去。

维多利亚港的码头很快热闹起来，一艘接一艘的欧洲商船进进出出。码头上成群的苦力光着脚，扛着死沉的货物来回跑。这些人大多从广东、福建南下，到香港讨口饭吃。

他们在香港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保障。今天有没有活干，明天被人欺负了找谁，生了病谁来管，全是未知数。

这时候，有一种秘密组织向他们伸出了手。

只要你肯入会，拜过香堂，认了兄弟，就有人帮你找工作。谁敢欺负你，会里的兄弟替你出头。你要是出了意外，老婆孩子也有兄弟帮着照看。

这就是香港早期的三合会。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石龙仔每次翻这段历史都觉得，那时候的三合会，干的活儿简直比现代很多地方的“工会”还要像工会，而且是真讲义气。你想想看，一个外乡穷小子刚下船，两眼一抹黑，是三合会实打实给你介绍码头上的活儿干；要是碰上黑心包工头敢恶意欠薪、克扣工钱，会里的师兄是真敢拎着扁担上门，指着东家的鼻子替你把血汗钱讨回来的。那时候人家收你一点会费，那是真办事，有事真敢往前面顶。

哪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所谓工会，平时最大的存在感，就是逢年过节发2桶花生油、一袋10斤装的大米，再组织大家排排坐看场电影；真等打工人在外头被老板坑了、被裁员欠薪了，你跑去求他做主，他立马跟老板坐到一张桌子上泡茶喝，转过头来苦口婆心地劝你“要体谅企业难处”、“要以大局为重”，甚至还帮着东家想招怎么合法合规地拿捏你。人家那不叫替“打工人”撑腰，人家那是字面意思上的帮着老板一块儿 “打”工人。

这么一比，100多年前维多利亚港码头上那帮拜关二爷的糙汉，在维护劳动者权益这块，业务能力简直吊打一大片坐办公室喝茶的“娘家人”。

当然了，三合会跟我国南方的洪门、天地会这些秘密会社渊源很深，一开始既有民间互助的性质，也带着反清的政治色彩。时间一长，政治那一层慢慢淡了，剩下的就是底层人抱团取暖。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在老家，有宗族护着；一旦背井离乡，父母宗族都够不着了，人生地不熟，被骗了怎么办，挨打了怎么办？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官府管不到的真空地带，人们只能自己结社，互相兜底。

四川的袍哥、上海的青帮，都是这么长出来的。香港的三合会也不例外，它给一个个举目无亲的外乡人，提供了归属感和安全感。

可问题是，任何组织一旦抱团抱大了、手里有了垄断的权力，味儿就一定会变。就像刚才说的，起初它是替苦力出头的真工会；可等会里的头目们渐渐把码头上的派工权彻底捏死在自己手里之后，他们一看：与其帮这群泥腿子跟老板讨薪，哪有直接吸这群泥腿子的血来得痛快？

于是，兄弟之间的互助变成了明码标价的有偿服务，想在码头扛包混口饭吃，得先按月交钱，这就是保护费。大哥们收顺了手，又拿这笔钱在码头边开起了赌档、烟馆、妓院，左边赚苦力的抽成，右边把苦力兜里剩下的几个铜板也掏干净，一个自产自销的地下经济圈就这么搭了起来。

最早大家拜大哥，是想找个“工会”替自己撑腰；后来见了大哥得先掏钱孝敬，谁敢不掏钱，带头上来打断你腿的，恰恰就是当年说好要罩着你的“好兄弟”。屠龙的少年连龙都没见着，自己先长出一身鳞片，趴在苦力身上吸血了。

刚接手香港的港英政府，很快就看出这帮人不对劲。1845年，港英立法，把三合会定为非法组织。

可三合会非但没被取缔掉，反而跟着香港的人口和生意一路长大。

到了1949年前后，又来了更大的一波。

我国内地大批人口南下，香港人口从战后的60万，到1951年涨到了210万。窄巷子里挤满了新来的人，连山坡上都搭满了密密麻麻的寮屋，也就是铁皮屋、木板房。跟着人潮一起过来的，还有一批帮会人物。

国民党军统少将向前到了香港，把一个叫新义安的社团做成了气候，自己坐了龙头。这个名字先记着，后面还会回来。

国民党中将葛肇煌，早年在广州拉起了一个组织，叫14K，这时候也整个搬到了香港。

再加上香港本地那批老字号，名字里都带个“和”字，江湖上统称“和字头”。

这3股势力，就成了香港地下世界最主要的3路人马。它们抢地盘，招人马，把赌博、色情、放高利贷这些生意攥在手里，彼此之间时不时还要火并一场。

同一个年代，深圳河北边，青帮、洪门、袍哥这些延续了上百年的旧帮会，很快就被清得干干净净。河南边的香港，三合会却越长越壮。

港英政府也不是没管。1953年，向前就被递解出境，送去了台湾。他毕竟有国民党情报系统的背景，台湾确实是他该去的地方。从1950年代起，港英打黑的力度也一年比一年大。

可黑社会就是打不完。病根不在街上，在警署里。

三、五亿探长和他的“收规”

1940年，20岁的吕乐从广东海丰来到香港，去警队求职。他认字不多，但还是顺利穿上了警服。

二战结束后，香港警队有一套很特别的权力结构。坐在上面的是英国人，可英国人不懂粤语，不认识街坊，不知道哪条巷子里谁说了算。真正办事的，是熟悉本地社会的华人探长。基层情报、线人、地下人脉，全攥在他们手里。

吕乐就是从这一层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他早年办案确实有一手。1955年，100多个14K成员在钻石山一所学校里大摆宴席，吕乐带队过去，一锅端了。这一仗，给他打出了“扫黑能手”的名声。

1958年，他升为高级探长。1962年，吕乐和深水埗的探长蓝刚同时升任总探长，一个守港岛，一个守九龙和新界。同一年，两人都拿到了英女王颁发的殖民地警察奖章。

1960年代的香港，有个说法叫“四大探长”：吕乐、蓝刚、韩森、颜雄。华人在警队里风光到这个份上，前所未有。

可同样是这个年代，华人黑帮开的赌档、烟馆、色情场所，开遍了最繁华的街区。

按法律，这些生意早该被扫平了。现实是，它们越开越旺。

要弄明白为什么，得先看吕乐当上总探长之前，警察和黑帮是怎么相处的。

那时候的关系，可以说是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攻击。比如警察甲跑到旺角一家赌档收了保护费，拿钱走人。可别的警察不知道啊，第二天警察乙带着一队人来扫场，把赌档砸得没法做生意。

这种局面，谁都不舒服。收黑钱的警察，收入不稳定；交了钱的赌档，等于白交；警察甲和警察乙之间，警察和黑帮之间，矛盾一天比一天多。

吕乐的办法，是把这摊乱账收拾成一套制度，叫“收规”。“规”就是规费，说穿了还是保护费，只不过从零敲碎打，变成了定期定额、统一收缴。

具体怎么干？赌档、烟馆和其他非法生意，通过中间人定期交钱；收上来的钱汇总到一起，再顺着警队里的关系网一层层往下分。交了钱的，警察罩着；不交的，等着被突击扫荡。

石龙仔自己是做银行的，看这套东西特别眼熟。这不就是把一堆散户的零星交易收拢成一个资金池，统一归集，统一清算，再按层级分润嘛。以前是警察各自上门收现金，谁先到谁拿；吕乐把它改成了一个清算中心。

这套系统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警察和黑帮从此成了利益共同体。警察给黑帮撑伞，黑帮给警察发稳定收入。在吕乐他们管的地头，警察不认真执法，黑帮也不公开闹事，表面上风平浪静，秩序井然。

吕乐自己，就是这套系统最大的赢家。

1984年那场官司里，法庭查过他的账。他整个警察生涯的薪水，加起来不过17.6万港元。可从1961年到1969年，开在他家人名下的6个银行账户，累计存进去的现金超过了1250万港元。

这是存进去的现金总额，不是某一天的余额。钱在这几个户头之间转来转去，有一部分最后转去了海外。

这种流水放在今天，根本等不到哪一笔现金过了大额报告的门槛。一个公务员，工资就那么多，家里几个户头一年进账一百几十万现金，还在亲属之间倒来倒去，再往海外转。收入和流水对不上到这个地步，银行的反洗钱系统会直接把这几个户头拎出来，亮起可疑交易的预警。

江湖上传他身家五亿，法庭能一笔笔对上账的，是这1250万。传说和账本之间差了几十倍，可就算只按账本算，也已经是他一辈子工资的70倍。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头。1953年，吕乐还没坐上要职的时候，曾经为了96港元，向香港警察福利基金申请过贷款。

96块钱，要打报告借。16年之后，家里的户头累计存进了1250万。

四、每天1650港元，买的是什么

跛豪吴锡豪，潮州人，一条腿受伤瘸了，才有了“跛豪”这个外号。

1960年代初，他从潮汕偷渡到香港，住在木屋区，靠开赌档过日子。后来他发现贩毒来钱更快，就干起了这一行。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跟金三角的毒品生产商谈妥了协议，货源源不断地走私进香港。运输、仓储、分销，他都有自己的一套网络，是当时香港最大的毒枭之一。

但走私毒品有个要命的地方：香港海关查得紧，只要被截住一次，损失就是天文数字。

1967年，警队为了防止探长在一个地方扎根太深，把吕乐和蓝刚的辖区对调了。吕乐从港岛调去了九龙。

这本来是一道防贪的调令，结果把吕乐送到了跛豪的地盘上。

不久，两人就谈起了生意。

吕乐开出的条件简单明确：毒品生意的保护费，每天1200港元；地下赌场的保护费，每天450港元，合计每天1650元。另外，每当跛豪有一大批货顺利进港，还要额外送上3万到4万元。

石龙仔平时顺带也卖保险，看这份“合同”的条款，越看越像一张保单。

保费按天交，每天1650元，一天不落。

附加的增值服务，叫防灾减损。警队要突击搜查，吕乐会提前给跛豪的人通风报信，让他们把货和要紧的人都转移走，警察冲进去扑个空。

免赔额是几个小弟。有时候上头非要抓到人，吕乐就让跛豪安排几个顶罪的小弟，让警察抓回去交差。香港江湖管这种把戏叫“大龙凤”。大龙凤原本是粤剧大戏，到了这里，就是演一出给人看的戏。

警察完成了扫黑任务，黑帮的生意照做不误，两边皆大欢喜。唯一被蒙在鼓里的，是以为警察真在抓坏人的老百姓。

跛豪还透露，吕乐不只跟他一家有这种关系，另外还有3个集团也一样，而且那几家交的保护费比他还高。收钱收到后来，吕乐甚至嫌麻烦，要求这几个集团干脆合并起来，统一交钱。

一个总探长，嫌毒贩们太分散，让他们合并经营，方便他收账。

这个人表面上是皇家香港警察的总探长，执法部门里的精英；背地里，是黑帮生意最大的一把保护伞。而且不止他一个，四大探长都是这么干的。

跛豪后来用一句话总结过那个年代：法律是有的，只是没有警察真去执行，因为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这个看上去牢不可破的地下王国，最后是被一个英国人捅破的。

五、一张机场通行证，掀翻了整个警队

1973年6月8日，一个穿便服的英国男人出现在香港启德机场。

他没有排队过关，而是用一张特别通行证绕过了出境检查，直接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到了新加坡，他又转机回了英国。

这个人叫葛柏，香港警队的总警司。

他跑得这么急，是因为警方的反贪部门已经查到，他手里有超过430万港元的财产，远远超出他的合法收入。反贪部门给了他7天时间，交代这些钱是从哪来的。

期限还没到，人跑了。

消息一出，全香港炸了锅。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口号就两句：“反贪污，捉葛柏！”可大家骂的早就不只是葛柏一个人，而是整个警察系统从上烂到下。

1974年2月，港督麦理浩出手了。他成立了一个独立于警队之外的调查机构：廉政公署。

以前警察贪污，是警察自己查自己。查不查、查谁、查到哪一步，都是自己人说了算。廉署一成立，收黑钱的人突然发现，这世上多了一拨真能查到自己头上的人。

1975年1月，葛柏被从英国引渡回香港受审，判了4年。

再看吕乐。他比葛柏聪明，或者说，比葛柏消息灵通。1968年，他递了退休申请，1969年5月16日正式卸任。那一天，刚好是他49岁生日。退休之前，他就办好了加拿大的移民手续。廉署成立的时候，他人早已不在香港。

和吕乐合作多年的跛豪，没有这份运气。1974年11月，香港警方的毒品调查科在九龙塘把他抓了。1975年，法庭判了他30年，这是香港法庭当时判过最重的刑期。

六、一个水果市场牵出上百个黑警，2000多警察上街，几十人冲进廉署砸场子

廉政公署成立之后，一开始是拿葛柏这种大洋人开刀；紧接着，连跛豪这种顶尖的大毒枭，也被警方抓进了大牢。那时候，底下成千上万收惯了黑钱的普通警察虽然心里打鼓，但还抱着一点侥幸心理：廉署一共就那么点人，顶多也就是抓几个最出头的典型交差，法不责众，还能把全香港的警察都抓光不成？

结果到了1977年，所有警察都发现自己想多了。廉署根本不是来“抓典型”的，它是打算把警队里延续了几十年的黑金饭碗，连锅一起砸烂。

真正把整个香港警队逼到狗急跳墙、彻底引爆火药桶的，就是1977年那宗震动全港的 “油麻地果栏案”。

很多外地读者看到“果栏”这2个字可能会一头雾水：一个卖水果的地方，怎么能闹出惊天大案？在粤语里，“果栏”就是水果批发市场。九龙油麻地那片果栏，建于1913年，离当年苦力们讨生活的维多利亚港码头不远，一条条窄巷子里全是用砖石和铁皮搭起来的档口。

就像前面讲过的，香港早期的三合会，本来就是靠控制码头和批发市场的苦力、垄断搬运派工权起家的。因此，油麻地果栏从清末民初开始，就是黑社会扎根最深的传统地盘。

到了1970年代，这片水果批发市场表面上每天凌晨车水马龙，一箱箱橙子、苹果进进出出；可实际上，因为这里地形极其复杂、巷道四通八达、搬运工全是一水儿的社团马仔，外人根本插不进针，它早就被毒枭们改造成了西九龙出了名的海洛因零售毒窟。

那时候的油麻地果栏是个什么光景？白天档口卖水果，背地里卖白粉。毒贩们精得很，白粉很少直接过手，免得被当场人赃并获：货先塞进墙窿、楼梯底、木板下、木箱里，收了钱，再让瘾君子自己去拿。一天下来，毒品流水少则3万、多则7万港元，一个月平均进账200万。

这么大一个毒窟，就摆在繁华的九龙闹市区，离油麻地警署走路也就几分钟，警察能不知道吗？

警察当然知道，不仅知道，整个油麻地警署几乎全靠这片“水果市场”发横财。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吕乐定下的那套“收规”制度。吕乐虽然在1969年就提早退休跑路了，但他留下的这套“资金池分润系统”，依然在各个警署里日夜不停地运转。油麻地果栏里的毒贩要想平安出货，每个星期都得把大笔的保护费交到中间人手里，再由中间人送进油麻地警署。

这张网有一套比银行做账还精细的分钱规矩：从九龙总部的反黑组、特别职务队，到油麻地的便衣探员、军装巡逻警、警长、扫黄队、警犬队，再到辅警、机动部队、巡逻的冲锋车，个个都有份，每个人按自己的份额，准时领一份“果栏分红”。连工商署缉私队的人，都在这份分钱名单上。

只要进了油麻地警署的门，你就自动上了这条贼船；谁要是敢清高不收钱，第二天就会被所有同事孤立，甚至被调去守水塘。说白了，当时的油麻地警署，早就不是什么执法机关了，它自己就是油麻地果栏最大的“股东”和保安队。

真正把这张网撕开口子的，是毒贩自己记的账。

1976年8月10日，警方毒品调查科在九龙和新界同时扑了23处地方，抓了7男1女，又在集团头目家里和一间士多里，搜出5本账簿。这5本账簿，就是记着分钱明细的“生死簿”：从1976年6月1日到8月9日，短短2个多月，账上记了2610笔黑钱，合计70多万港元，平均每天1万多。收钱的人一个真名都没有，全是暗号，谁收的、属于哪个部门，只有记账的人自己看得懂。

廉政公署接手以后，办案手法极狠。1977年5月，几个毒贩头目被判了刑，首脑一个人就吃了18年。判完之后，其中3个人决定反过来替廉署做证人，把收黑钱的警察一个个供出来。从1977年6月开始，廉署调查员几乎天天往监狱跑，一坐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连着3个月，把1万多名在职警察的照片摊在毒贩面前，一张一张地认人。后来法庭又给这个头目和另一个成员减了刑，头目从18年砍到了11年。

紧接着，1977年9月19日凌晨，100多名廉署调查员分成50多个行动小组，每组两三个人，兵分两路同时出发：一路直扑警署，把正在当值的目标人物带走；另一路杀进一栋警察宿舍——几十个目标人物就住在同一栋楼里，几乎每一层都有廉署的人同时敲门、入屋搜证、抓人。隔了一天，廉署再来一轮。

光是油麻地果栏这一桩案子，廉署前前后后就抓捕、传讯了超过100名警务人员！从警长到基层探员，整个油麻地警署的刑侦和巡逻骨干，几乎被廉署一锅端空了。到了10月，跟这宗案子扯上关系的在职和前任公务员，廉署一共锁定了262个。

而且，油麻地果栏案还只是一个开头。当时廉署手里正在顺藤摸瓜往下查的警队旧案，远不止这一宗！这一下，全香港约17000名警察彻底坐不住了。

要知道，在当年那个“全员收规”的酱缸里，真正两袖清风的警察凤毛麟角。油麻地警署今天能被抓走100多个，明天旺角警署、尖沙咀警署、湾仔警署是不是也得全军覆没？更让警察们恐慌的是，廉署查案是翻旧账的——哪怕你这两年洗手不干了，只要10年前你在某个赌档、某个毒窟拿过一份钱，廉署照样能把你揪出来送进赤柱监狱。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当抓捕变成了一场没有尽头的清算，恐惧很快就变成了暴怒。

1977年10月28日，香港历史上最荒唐的一幕上演了：2000多名休班警员和家属在九龙界限街的警察体育游乐会集会，随后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游行，一路杀到湾仔警察总部递交请愿信，抗议廉政公署“逼人太甚”。这封请愿信，有超过11000人签了名，差不多每3个警察就有2个。

游行队伍散去之后，40来个情绪失控的警员根本不肯罢休，直接转头杀向了廉政公署执行处所在的金钟和记大厦。这几十个红了眼的警察当场冲进廉署的办公室，把大门玻璃砸得粉碎，看见办公桌椅和文件就砸，甚至还把几个廉署的调查员给打了。

你敢想象那种魔幻的画面吗？吃皇粮的执法者，因为不让贪污、害怕坐牢，组团去把反贪局的办公室给砸了！

那一夜，整个港英政府陷入了开埠以来最可怕的管治危机。

港督麦理浩坐在港督府里，面前摆着一道几乎无解的死局：如果坚持一查到底，约17000名手里有枪的警察一旦全面罢工甚至哗变，香港的街头治安第二天就会彻底瘫痪，整个城市的管治都有可能当场解体；可如果就此向贪污警察低头、叫停廉署的调查，那港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公信力就会在一夜之间赔个精光，全香港的老百姓都不会答应。

当时港府高层甚至连动用驻港英军去镇压警察的方案都摆上桌面掂量过了，但最后的结论是：万万不能出动军队。一旦拿驻军的枪口去顶警察的脑门，只会把所有警察逼得抱成死团，到时候就真成了无法收场的流血内乱。

权衡再三，1977年11月5日，麦理浩咬着牙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却也是当时唯一能稳住局面的政治妥协——颁布 “局部特赦令”。

这道特赦令的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凡是在1977年1月1日之前犯下的贪污旧案，除极其严重的要案外，廉政公署原则上一律既往不咎，不再翻旧账了！

消息传出，全港哗然，廉署执行处一口气叫停了83宗正在调查的案子，廉署内部更是觉得受了奇耻大辱。但麦理浩是个极其老辣的政客，他绝不是单纯地软弱退让——在这道特赦令里，他特意埋下了3条致命的“例外”条款：

第一，已经被廉署传讯、正在审理中的人，不赦！

第二，已经被发出通缉令的人，不赦！

第三，已经逃离香港、身在海外的前公职人员，不赦！

先给绝大多数心里有鬼的基层警察递个台阶，让他们把心放回肚子里，瓦解警队的抱团造反；紧接着仅仅过了2天，11月7日，麦理浩立刻在立法局紧急通过了一条《警队修订条例》：今后任何警员只要敢不服从合法命令、敢罢工闹事，警务处长不需要经过任何繁琐程序，当场就可以将其开除出警队，除非港督个案开恩，一切退休金和福利全部清零！

一手发免死金牌安抚军心，一手亮出尚方宝剑斩断后路。1977年之前拿过脏钱的，我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但从1977年这一刻起，谁要是还敢伸手拿黑帮一分钱，直接送你去坐牢；敢跟政府耍横，直接扒了你这身警服！

那么，那宗点燃了整场暴动的“油麻地果栏案”，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那100多名涉案警察，因为在特赦令颁布之前就已经被廉署传讯过了，刚好死死地卡在“第一条例外”里，根本沾不上特赦的光。但港府也明白，如果真把这100多号人全部拉上法庭判刑，刚刚平息下去的警队势必还要再炸一次。

于是，1978年4月，港府想出了一个折中的雷霆手段：直接动用《殖民地规例》第55条，不经法庭审判，强行勒令果栏案中涉案较轻的119名公职人员（其中118名是警察）立刻“提前退休”！意思是：牢可以不坐，退休金也照发给你，但你们这群烂苹果必须立刻卷铺盖滚出警队，永远不准再穿这身警服！而剩下的26名罪行最重的涉案人员（24名现任或前任警察，外加2名工商署人员），则被悉数送上法庭起诉，最终18人罪名成立，锒铛入狱。

至于早就躲到海外享清福的“五亿探长”吕乐，那就更不可能沾上特赦的边了。

早在1976年11月，廉政公署就已经对吕乐发出了全球通缉令；到了1977年特赦令出台时，他人又长期躲在境外。麦理浩定的3条“不赦例外”，吕乐一个人就稳稳占了2条！

这就完美串联上了咱们文章最开头的那一幕——

既然抓不到吕乐的人，港府就决定先抄他的家！1978年1月，香港律政司正式向高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冻结吕乐在香港的资产，向他追讨当年贪污得来的不义之财。这场跨国追赃官司足足打了6年，直到1984年春天正式开庭，已经在赤柱监狱里蹲了将近10年的大毒枭“跛豪”吴锡豪，这才被戴着手铐带上了证人席，把当年每天给吕乐交1650港元保护费、合演“大龙凤”抓替罪羊的惊天黑账，一笔一笔地当众翻了个底朝天。

法官当庭采信了跛豪的证词，一锤定音，正式认定吕乐存在极其严重的贪腐行为，判他把吞下去的巨额资产吐出来。

那张曾经把整个香港黑白两道死死捆在一起、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警黑利益网”，在1977年的警廉冲突中被生生打断了脊梁，又在1984年的高等法院里，被彻底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保护伞碎了，警署里的“清算中心”塌了。那么，那些失去了警察撑腰、曾经在香港呼风唤雨的江湖大哥们，后来都落得个什么下场呢？

七、坐牢、跑路、上岸

结局大致就3种。

第一种，坐牢。

代表人物就是跛豪。

30年的刑期，他在赤柱监狱里一年一年地熬。1991年，他获得减刑，同一年又被查出肝癌，已经是晚期了。8月14日，港督特赦让他保外就医，他这才走出了关了他将近17年的监狱。

出狱的时候，有记者堵在门口问他有什么感受。他对着镜头说了8个字：富贵由天，生死有命。

25天后，9月8日，跛豪在医院病逝，终年61岁。

一个当年每天拿1650港元喂饱总探长的人，在牢里熬干了最后一滴油，最后只换来25天的自由。

第二种，跑路。

吕乐就是跑路跑得最成功、也活得最滋润的那一个。他手里虽然早就拿了加拿大的移民身份，可加拿大跟香港同属英联邦，两边是有引渡安排的，待在那儿随时可能被打包送回香港坐牢，睡觉都不踏实。于是他转身就跑去了台湾，一住就是30多年。那时候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廉政公署的全球通缉令发到台北，连张擦屁股纸都不如。直到晚年，他才又晃晃悠悠地回了加拿大，2010年5月在温哥华病逝，足足活到了89岁高龄。

香港对他的通缉令挂了将近34年，他到死都没回香港受过一天审。

很多读者一听“五亿探长吕乐”，总觉得这人是个上古时期的历史人物，跟清朝民国的军阀差不多远。可实际上，人家是2010年5月才死的！2010年是什么概念？iPhone 4都快发布了，微博都火得一塌糊涂了，这位旧时代的贪腐总探长还在温哥华喝下午茶呢！

最荒诞、最黑色幽默的地方就在这儿：既然他是2010年才死的，那1991年刘德华主演的那部《五亿探长雷洛传》，还有2009年梁家辉主演、王晶拍的那部《金钱帝国》，拍的全是他当年的发家史和贪腐烂账，他本人还在世啊！

石龙仔不敢打包票说吕乐百分百看过啊，但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换作石龙仔自己，当年干了那么大一票惊天动地的买卖，拿钱拿到手软，跑路之后香港那帮大导演、大明星隔三岔五就把我的故事翻拍成电影，今天找刘德华演我，明天找梁家辉演我，我高低得买张影碟或者去电影院瞅瞅吧？

你甚至可以脑补那个魔幻的画面：一个身背全球通缉令的头号巨贪，翘着二郎腿坐在台北或者温哥华的豪宅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银幕上的刘德华和梁家辉演自己怎么收黑钱、怎么泡妞、怎么把全香港的警察和毒枭玩弄于股掌之间，看完说不定还得跟身边的小辈点评两句：“唉，华仔这枪法不行，当年老子在九龙收规的时候，派头比他大多了！”

杀人放火金腰带，贪腐几个亿的老流氓在海外安享晚年看自己的传记片，被他拉下水的底层小警员在赤柱监狱里踩缝纫机。这世道，有时候真的比电影还讽刺。

和吕乐走上同一条跑路大道的，还有马惜如、马惜珍兄弟。

马氏兄弟也是潮州人，也是跟吕乐勾结做毒品生意的。按当年香港警方的说法，他们在1968年到1974年间走私进香港的白粉，比跛豪的量还要大得多，江湖人称“白粉马”。

1977年，眼看警方的逮捕令要砸下来，哥哥马惜如先一步溜去了台湾。弟弟马惜珍慢了半拍，被控贩毒抓了进去，结果这老小子神通广大，居然获准保释候审；到了1978年9月，他在保释期间直接坐船跑路，也去了台湾跟哥哥会合。

兄弟俩把黑钱往台湾一搬，从此在那边过起了土皇帝的日子。台湾的资深媒体人后来回忆，马惜珍当年在台北应酬，抽烟从来不用打火机，直接从兜里掏出钞票，凑到火上点着了吸。

看到这个细节，大家眼熟不？1986年周润发在《英雄本色》里演小马哥，最经典的那场用美金点烟的镜头，你以为是编剧脑洞大开瞎编出来的装逼动作？说是巧合，石龙仔是不太信的：这个镜头背后的真人原型，八成就是这位跑到台湾逍遥法外的大毒枭马惜珍！

更绝的还在后头。这对毒枭兄弟有一点跟别的江湖草莽完全不一样：早在1969年1月，他们就在香港创办了一份报纸，叫《东方日报》。这份报纸后来做成了全香港销量第一的大报，一骑绝尘。

说句实在话，马家兄弟被警方追缉的底细，在香港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你想想这事儿有多黑色幽默？一对被警方指控贩卖白粉、害得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兄弟，亲手办了一份报纸；几十年后，这份报纸每天印在白纸黑字上，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针砭时弊、痛斥社会不良风气，教全香港市民怎么做个遵纪守法的好人！毒枭摇身一变，成了香港最大的“舆论监督者”和“社会良心”，鲁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棺材板都得被他们气得弹起来。

1992年，哥哥马惜如死在了台湾。

弟弟马惜珍又在台湾熬了23年。他晚年心脏不好，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最大的心愿就是回香港看一眼。他早几年就托人在香港高价修了一块豪华墓地，种满花木，修得跟座私家园林似的，可他活着的时候连一眼都没亲眼见过。

2015年6月15日，马惜珍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家属没有在台湾火化他。4天后，他的棺木被装进集装箱，推上一架华航班机的货舱，中午12点45分落地香港。

活着的时候畏罪潜逃回不去的人，最后是躺在飞机货舱的箱子里，以一件“托运行李”的身份回的香港。而那份当年由他们兄弟俩办起来的《东方日报》，倒是一直留在香港，没跟着它的主人一块儿跑。

第三种，上岸。

“上岸”是香港的江湖黑话，要是用咱们传统武侠小说或者普通话里的词来说，还有一个更文雅的说法，叫 “金盆洗手”——意思就是把以前沾满血腥和黑钱的手洗干净，彻底脱离黑道这一行，昂首挺胸地走进正经生意里。

这条路上最成功的代表人物，就是向家。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个国民党军统少将向前吗？他在1953年就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人送去了台湾，但他一手做大的黑帮社团“新义安”却留在了香港。到了他的儿子向华强、向华胜这一代，兄弟俩聪明，把力气花在了另一门暴利又体面的正经生意上：拍电影。

1983年，向氏兄弟创办了永盛电影公司。在香港电影最黄金的80到90年代，永盛拍出了一长串响当当的票房炸弹：周润发的《赌神》系列，周星驰的《逃学威龙》《鹿鼎记》。《赌神》里那个不苟言笑、寸步不离保护周润发的冷面保镖“龙五”，就是老板向华强亲自下场客串演的。

更有意思的是，1991年永盛出品了一部年度大片，叫《五亿探长雷洛传》。雷洛的原型就是吕乐，演雷洛的就是刘德华——那正是刘德华推掉《古惑仔》陈浩南一角整整5年前的事。同一年，嘉禾和麦当雄的公司还拍出了《跛豪》。

你品品这个闭环有多奇妙：当年上一辈警察和江湖大佬之间那些肮脏的金钱交易、贩毒黑幕，转了一圈，等到廉政公署把场子扫平之后，被另一位江湖龙头老大的亲儿子拿来拍成了商业大片，请最帅的偶像明星来演，卖遍了全港台和东南亚，赚得盆满钵满；同一年的《跛豪》，还捧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

1992年，向华强又另立门户，办起了“中国星集团”，后来还把它做成了上市公司。向家就这样一路披荆斩棘，成了江湖出身的家族“金盆洗手”、成功向合法商业帝国转型的头号样板。

八、《古惑仔》：把收保护费的拍成了讲义气的

香港的江湖，经过这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到1990年代已经大不如前。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部电影又把风气扭了回去。

1996年，导演刘伟强把漫画家牛佬的漫画《古惑仔》搬上银幕，拍出了《古惑仔之人在江湖》。郑伊健演的陈浩南，把人们对街头烂仔的印象整个翻了过来：帅气、勇敢、讲义气，为兄弟两肋插刀。有情有义，还有颜值。

电影一上映就火了。第一部票房2100多万港元，同一年又连拍了2部续集，第二部《猛龙过江》的票房比第一部还高。

更绝的是，片里演陈浩南的大佬、铜锣湾揸fit人“大佬B”的吴志雄，年轻时自己就真在江湖里混过。

真实的黑帮是怎么过日子的，前面已经看过了：每天往总探长那里交钱，出了事找小弟去顶。银幕上的古惑仔，却成了一群可以为兄弟情义出生入死的侠客。

电影好看吗？当然好看。可它好看的地方，恰恰就是它骗人的地方。它把暴力拍成了青春，把帮派拍成了兄弟，把一个靠利益交换运转的地下世界，拍成了一个光凭义气就能闯出来的江湖。

《古惑仔》到底有没有把黑帮生活浪漫化，有没有误导一批年轻人？这个问题，刘德华推掉陈浩南的时候，就已经回答过了。

尾声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把镜头拉回100多年前维多利亚港的那个码头。

当年那些光着脚扛货的广东、福建苦力，排着队去拜香堂、喝鸡血酒、认素昧平生的汉子做大哥，真的是因为他们骨子里崇拜江湖、喜欢刀口舔血吗？

根本不是。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背井离乡的底层打工人到了香港，生了病没人管，被东家克扣工钱没人帮，横死在街头都没人收尸。当正常的社会制度不给底层人兜底的时候，谁能帮他讨回工钱、谁能护住他的妻儿老小，谁就是他的“工会”，谁就是他的青天。

说穿了，黑社会从来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毒草，它是长在“制度真空”里的野草。 只要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足够黑，只要普通人遇到不公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江湖就一定会应运而生。

但历史最残酷的悖论也恰恰在这里：任何不受制约的地下权力，一旦尝到了垄断的甜头，就必然会从“替穷人兜底的盾”，变成“割穷人韭菜的刀”。

你看香港这100多年的地下江湖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权力异化史。最初替苦力出头的师兄，转头就控制了码头向苦力收保护费；本该替市民抓贼的皇家警察，发现跟黑帮合伙开“清算中心”更赚钱，干脆脱下裤子成了毒枭最大的承保人；而靠卖白粉害得无数人家破人亡的毒贩，转身又办起了报纸，坐在冷气房里跟全香港大谈道德与良心。

在那个荒诞的闭环里，老百姓交了税养警察，警察拿了黑钱罩毒枭，毒枭卖白粉、开赌档掏空老百姓的血汗钱，最后还要请老百姓看拿他们的故事拍的电影、读他们办的报纸，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哪里是什么快意恩仇的江湖？这分明是一座上下联手、把底层人吃干抹净的巨型屠宰场！

明白了这一点，你再回头看《古惑仔》里陈浩南和山鸡在街头挥着砍刀喊“兄弟义气”，是不是只觉得背脊发凉？在真实的香港地下世界里，像陈浩南这种只管拼命、不懂做账的所谓“铜锣湾揸fit人”，说白了就是跛豪账本上随时可以拿去给吕乐交差的“免赔额”和消耗品。大佬们在半山豪宅里用美金点着雪茄分赃，烂仔们在油麻地的烂泥地里替人顶罪坐牢，这才是江湖最真实的底色。

那么，香港后来到底是怎么走出这个死局的？

靠的不是把全香港的三合会会员抓进赤柱监狱，更不是靠哪位青天大老爷突然良心发现，而是靠2把极其冷酷的制度手术刀。

第一把刀，叫 “把权力关进笼子”。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哪怕冒着2000多警察上街、几十人冲进大楼打砸、全港治安瘫痪的风险，也硬生生斩断了警队与黑帮之间那条延续了几十年的“收规”利益链。因为历史早就证明了：街面上永远扫不干净的黑社会，根子一定烂在穿制服的衙门里；只要保护伞一碎，再嚣张的跛豪和白粉马，也不过是一群随时会被清零的丧家之犬。

第二把刀，叫 “用现代契约替代江湖结义”。随着香港从70年代开始建立起完善的劳工保障、廉租公屋、近乎免费的公立医疗和透明的法治体系，一个普通打工人被老板欠薪了，有劳工处和法庭替他撑腰，不需要再去求哪个社团大佬拎着扁担上门；做小生意的街坊被流氓勒索了，打个电话就有不敢收黑钱的警察立马来办案，不需要再按月交那笔憋屈的保护费；家里遇到了天灾人祸，有现代保险和社会福利兜底，不需要再去拜关二爷的香堂。

当正规的银行、合规的保险、严明的法律和真正干人事的社会保障，把普通人生老病死的账单全都接过去之后，黑社会手里的那点“筹码”，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文不值。

今天的香港，当然还有三合会，社会新闻里隔三岔五也还能看到古惑仔争地盘的案子。但那早就成了上不了台面的癣疥之疾。再也没有哪个总探长，敢坐在警署办公室里让四大毒枭合并交账；再也没有哪个社团坐馆，能靠垄断一个码头的派工权就让几万苦力俯首帖耳。

所以，香港这100多年的扫黑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条铁律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消灭江湖最彻底的办法，从来不是在肉体上消灭所有的江湖人，而是用清明的法治与兜底的制度，让普通人从此不再需要江湖。

什么时候，打工人在职场上受了委屈，身后有真正替他说话、而不是帮着老板一块儿“打”工人的真工会；什么时候，老百姓遇到了麻烦，走进衙门就能看到一张张按法律办事、不收规费的公道脸；什么时候，体面的生活不再需要靠拜码头、找靠山、递投名状来换取——到了那一天，哪怕不用发一张通缉令，维多利亚港码头上的香堂自己就会断了香火，所有的“铜锣湾揸fit人”，也都会彻底变成银幕上供人消遣的旧梦。

—— 随笔石龙仔，写于东莞